孙文杰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就任中建总公司总经理的。 他曾十分愤怒地指出：项目必须消灭亏损，必须挣钱，否则就是犯罪！ 要说清楚孙文杰这句话的分量，得先把时间拨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，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正处在剧烈转轨之中。计划经济那套运行了几十年的老办法已经难以为继，市场经济的规则却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，国企就像被搁在了半空中，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。国家不再大包大揽地分配工程项目，银行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敞开口子发放工资，企业一下子被推到了市场面前，可很多人的脑子还停留在“等靠要”的惯性里。 中建总公司作为央企，摊子大、人员多、包袱重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工资发不出来，员工大批下岗，一些工程局的门口经常被要债人员和下岗职工围得水泄不通，那种场面，经历过的人至今想起来心里都发紧。社会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？用当时一些老同志的话说，就是“坐在办公室里都能听见外面的吵闹声，文件根本批不下去”。 中建五局的情况在中建系统里很有代表性。 我当时就在五局工作，亲眼看着局里把十大亏损项目列出来，那个亏损金额，说触目惊心一点都不夸张。一个项目亏几百万、上千万，放在今天看也许不算什么天文数字，可在当时，那是多少工人几年的工资、多少家庭的全部指望。 更让人痛心的是，这些亏损项目里，有不少并不是因为技术难度大、客观条件差才亏的，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，管理松垮、责任不清、干好干坏一个样，反正项目是国家给的，工资是银行发的，亏了也不是自己的钱。 这种心态在当时的国企里相当普遍，中建系统也不例外。 这些项目为什么不挣钱？根子还是在思想观念上。计划经济时代，工程项目由国家分配，工资由银行发放，企业不用操心市场，不用琢磨成本，更不用考虑盈亏。用当时流行的话说，就是“干活的不算账，算账的不管钱”。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，企业要通过市场去挣钱，这对所有国企经营者都是极大的考验。 可考验归考验，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把这当回事。当年解放思想喊得震天响，大会小会都在讲，文件一份接一份地发，大家都跟着喊，嗓门一个比一个大，可喊完之后呢？思想观念还是停留在计划时代。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，到了九十年代，中建五局一公司的公文处理卡上依然标注着“首长批示”四个字。 一个企业内部的公文流转，用的还是政府机关那一套称谓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，企业还是官办的，领导还是“首长”，干活还是“执行命令”，压根儿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要在市场上摸爬滚打、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。这种称谓上的细节，看似不起眼，实际上暴露的是深层次的观念滞后。 很多人没有接受市场洗礼的准备，不作为的思想在中建系统上下弥漫。什么叫不作为？不是说大家不干活、天天闲着，而是说干归干，却不动脑子、不负责任、不算经济账。项目接回来，按部就班地施工，干完了交差，至于这个项目挣不挣钱、成本控制得怎么样、有没有跑冒滴漏，很少有人真正往心里去。上面催得紧了，就抓一抓；上面松一松，下面就歇一歇。 这种不作为的结果，就是项目不挣钱，就是亏损项目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，就是工资越发越少、下岗的人越来越多。说到底，企业不挣钱，一切问题都会找上门来；企业挣了钱，很多矛盾才有化解的余地。这个道理今天听起来像是常识，可在当时，能把这句话摆到桌面上、喊得理直气壮的人，并不多。 孙总拥有海外市场运营经历，是长期接受市场竞争洗礼的企业家。他在海外打拼多年，见过真正的市场竞争是什么样子，知道一个企业不挣钱意味着什么。 在海外，没有人给你分配项目，没有人给你兜底发工资，拿不到订单就得饿肚子，成本控制不住就得关门倒闭。这种切身的经历，让他对中建系统内部那种慢作为、不作为、不算账的风气格外敏感。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建系统存在这一问题，十分愤怒地指出：项目必须消灭亏损，必须挣钱，否则就是犯罪！这句话在当时的中建系统里，不亚于一声惊雷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“犯罪”这个字眼用在自己身上，心里头咯噔一下。 以前亏损了，大不了写个检查、做个检讨，顶多挨顿批评，现在可好，直接上升到“犯罪”的高度了。孙总把企业必须挣钱的要求提到了空前的高度，可以说是给中建系统的各级领导们打了一针清醒剂，大家再也不敢瞎搞项目了。 那些原本想着“反正亏了也不是我自己的钱”的人，开始掂量掂量了；那些习惯了“首长批示”式管理的人，开始琢磨市场规则了；那些把项目当成差事来应付的人，开始算账了。一句话，把很多人从计划经济的旧梦里叫醒了。 孙总这一说法具有划时代意义，对当下的建筑企业仍有很强的指导作用。这不是套话，而是实实在在的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 一是明确了中建不是政府机构，是企业，是企业就必须挣钱。 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实际上切中了国企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。长期以来，不少国企领导者习惯于把自己当成官员，把企业当成机关，把经营当成行政。企业办得好不好，不看利润看规模，不看效益看排名，不看市场看上级脸色。孙总这句话，把
